教宗的承继

看完《The Two Popes》真的爱了，从教皇本笃十六世与枢机主教贝尔格里奥互不理解到后来结下深厚友情。

取材自真实故事，所以用了影片和纪录片混剪的方式来还原。多以两人对话为主要镜头，回忆，忏悔，理解，扶持种种情感的变化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因为色彩较为明亮，不会让人觉得乏味低沉。

中间特别是主教贝尔格里奥对自己年轻时有意做Priest开始的回忆，如何在暴乱中施爱与保护人民，但同时为没有保护好伙伴深感后悔与自责，最后又被指控为右翼分子等等的辛酸。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一路的苦，他都是用虔诚的心去看待所有。

印象深刻地就是教皇对他说的这几句：“But now I can hear His voice these last two days, I’ve heard His voice again. And the voice is the last one I expected to hear Him speak with. It’s your voice.”（教皇告诉他：我通过你 听到了主的声音）

主永远都会守护在最虔诚的人身边🙏

影片以两人观看2014年世界杯决赛结束，贝尔格里奥是阿根廷人，教皇是德国人，而决赛正好是阿根廷对德国。互动对话简直太有爱了，吃着披萨，支持着自己国家的球队。这段收尾真的太棒！这样的友谊好令人羡慕😀

现代性与导演意志

文本&故事

这部电影着实令人千头万绪，思来想去还是应该先从 方济各（Pope Francis） 其人开始谈起。

方济各，第266现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阿根廷人，第一位耶稣会出身的教宗，也是第一位拉美教宗。其理念、政策、态度、与对“红线”准则的开放程度可以说是非常之前卫与不保守。与之对应，方济各出身的耶稣会，则是以反马丁·路德新教改革的所谓教条“最后的堡垒”般的组织。

有了上述维基背景，那么进入开篇的第一幕，是一组背面长镜头，镜头明显运动，其焦点处在某种找寻“确切”的状态，而后定格于主角身上，此时画面内的信息是人物背对观者，部分达成了神秘，而观众由结尾的闭合结局可知此人正是方济各，电话的内容是客服女子以戏谑的口吻表达不知情的无奈，其结果指向令人“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的“反讽”。

再由结尾可知，订机票这段情节，和开篇可以在结构上形成闭合的结构，让在这段结构下的电影形成叙事意义上的倒叙，那么总体上的线性叙事中，各种实在性的时间节点标记赋予叙事时间实在性，在此实在时空下展开的故事就有了充足的实在性背书。

片名出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接下来这段戏，姑且称之为“一段长镜头”，其镜一由模糊（虚）进入清晰（实），此时此在的主体是这位画中这位名叫洛伦佐的年轻人，由人物与摄影机运动将形成的互动关系代入题眼，此时的叙述性话语是画外音的另一个故事，可由镜十五所能看到明确的光影效果，确认摄像机的显性在场。此时此刻叙事者的操纵表现为，一方面画外音与镜框内主体在故事层面表现为不一致， 形成的画内空间与画外空间，画外音、镜头内人物的反应达成空间拓展；而另一面，画外叙述的人物客体却以视觉中的主体形象出现，镜三、四、六、七、八、九都是以画外音有所讲，而观者眼前有所知，直观的视觉形象出现时，其效果比暗示性的神秘要更丰富，这样的剪辑以不可能截图截出来的主客观视点缝合，用快速摇镜作为剪辑形成了实际的长镜头效果， 而长镜头则以需要借助由镜十五可知在场的摄影机，由镜一就开始的观众主体观感判断，切割空间从而变成了事实上由剪辑缝合的镜头内部蒙太奇.......诸如此类可以来回“无缝切换”的概念对调中长镜头与剪辑孰优孰略的伪命题下存在的去异求同，正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延伸出的三一律。

时间、地点、人物统一的时空中，是这名名叫洛伦佐的年轻人充当被摄主体，即使有画外音暗示的那位名叫方济各·博纳戴德的年轻人于此时此刻画外空间的在场，我们仍然不知道前者这位年轻人要去听讲演的内心动向，关心什么，有目的还是凑热闹，其信息量肯定不会比一位路人甲更多。由镜十、镜十一可知，景画外音由虚入实，正好对应着叙事的信息增多到快要抑制不住滑向神秘的时候，此时正好是路人引入故事的前置状态与本体故事间达成最大的暧昧性，我们不妨试想如果是任何有关系的人物，哪怕只是功能性人物，其整体故事的戏剧张力表现形式就必须依附于需要定调子的某种主义风格，各种指向性之上，这一文本选择前提的叙事效果其一指向未展开完整叙事前，能作为比喻的“自由题记”，其二指向叙事已经展开后，能作为互文“小寓言”的提前命运揭示，而两者都共同指向小情节“魔幻现实”主义纵深感的起点，也可以说暧昧的恰到好处正是所谓“魔幻现实”的座右铭。这一语境暧昧性能确保观者无论是否知道方济各，都能以产生最大的戏剧化效果的方式进入故事。

再接下来的十二、十三、十四与十五镜中，十二与十三之间摄影界瞄向阳光的类剪辑作结，十三到十五镜完成清除现实语境，融入文本语境，从内部指喻向实质多喻表达的移动，那么当回看镜二到镜十二，搭配摄影机走位与甩镜头，壁画和台词的呼应，很好地解决了这段长镜头和只要是长镜头就可能会出现的气氛与摄影机运动协调融洽、多次重新构图、摄影机运动时间与情节进展时间的同步等扎手问题，其叙事张力的拓展相对也就显得极其充沛。

在上文相互依存与转化的 长镜头与蒙太奇的大框架中，整个《教宗的承继》在教宗选举时ABBA“基佬圣曲”（Dancing Queen）准确又揶揄的基调下，引出真正隐藏在文本后的基石。

西方中心论&规训权力

现今世界的现代性发轫，是启蒙运动，今时世界的所有人类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后果之中，就是所谓-现代性-的世界中。在这之前基督世界、伊斯兰世界是生活在神本-信仰，东方世界是生活在宗族本-德性的古代性世界中，这其中要涉及的是以基督与伊斯兰世界的神都是排他的唯一神，东方世界率先政教分离造就的领先世界的生产力，与互相探访度有限的地理现实条件，是这三者都各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表征。而当启蒙运动开启后，以个体为主的人本-理性的现代性横空出世，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席卷整个世界，我们如果一定要追溯的话，《圣经》中的传说与耶稣基督创立基督教的故事，正是造就了人本-理性的源头，它塑造了我们业已日常生活其中的熟悉世界。

而人本-理性构成的所谓现代性，在现代个体生活中当然充斥着很多严重的问题，因为现代性的原则是以人为本，非某宗教或权威组织，相信个人价值，且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用理性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去认识物自体的世界，这是个体首次面对一个没有绝对权威与更高级存在的世界，甚至可以说，理性变成了绝对的权威，人变成了更高级的存在，这导出的推论是理性会指出绝对权威的缺失，而人没有了限制，首次面对绝对的自由，却也产生了绝对的悖论，那就是去魅彻底的世界中，一切皆无意义的理性虚无，却以基督世界开启的人本信仰开始，这也正是西方中心论的特殊源头。

于如此绝对“权威”和高级“存在”的世界中，不得不面对的真实是，形式和目的在其中消失，只剩下质料和动力，此刻遥望古代，尤其是西方的中世纪，统治者、奴役者，权力明显，价值存在的世界中，一切都是直接、残酷，却也明了地心安，但紧接而来的去魅，人类借由自身，去追寻价值时，会发现一个根本没有施力者、只有个体，或者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施力者、无有个体的虚无世界。

虚无的现今世界，最大特征是在其表征下隐蔽的生产，理性潜移默化间创造了无数的知识与坚不可摧的无限进步论，为现代性世界的原住民们建造了一套完整的理解认识框架，建立了新的“价值”，价值背后一直前后相继延宕传承的“自由意志”，悍然将由理性规训不遗余力地传承下去，这也正是其生产性。至此，西方中心论下理性规训与自由意志，就是这两者总是在互为依存与转化的辩证关系中此消彼长，就好似长镜头和蒙太奇互相的转化一般，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仗。

主体间&影像

说到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导演，就不得不提他的作品《上帝之城》了，这位来自巴西的拉美导演，有类似大师费尔南多·索拉纳斯和拉美一贯标签的魔幻现实，在《上帝之城》中的彻底的纪实影像与电影思维，让观者足以撇除一切理性预先认知和知识，只要用心观看即可感觉到那块陆地上的故事。回看《教宗的继承》，方济各（ 乔纳森·普雷斯 饰）成为教宗继任前最大的心结，和资格评判的来由，来自壮年时期作为一名理应保护他人之人神职人员的“失职”，规训与自由共同缺失的实质，也令“痛苦来自与信仰先验坚守与信仰超验失灵默默承受的悖论，在迷雾中坚定行走的人，没有答案，只有坚持，他的解脱也正是来自德性的坚持。

反观本笃十六世（ 安东尼·霍普金斯 饰），志踌意满的权力喜爱者，但当他渐渐力不从心地不得已，渐感危机时，会求助于自己并不喜欢甚至讨厌的方济各，他对世俗愿景的美好期盼，在整个教会和世界面前，并非那种教条刻板的绝对遵守，也正是规训与自由的拉扯，同时得益于安东尼·霍普金斯 始终看不出心迹的精湛中性表演，保持反讽结构的戏剧张力，可以直指两人殊途同归的第三条艰难但会有效的道路。

这第三条路，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观念真实世界的中道。

所以我们能看到时隔多年的一次召见与一次退休，演变为了不同形式，且越来越能理解的交流，两人间的冲突逐渐化为惺惺相惜的扶持，本笃十六世相信方济各就是那个“更好的选择”，方济各理解了本笃十六世一直起以来的期许。

整个电影的影像形式，也是另一种启发，宽画幅的导演搬演，学院画幅的真实记录，还有介于两者之间观者可以分辨由“真实”进入“虚构的”和不能分辨的“亦真亦假”影像。许多剪辑意识的交错，更多主客观镜头的变幻。

记录影像

渐变

进入

虚构影像

像我们的世界是由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观念真实世界所组成的一样，电影的呈现形式也正是如此如此，观念真实世界来源于我们的共识，人与人的共识，在真实世界留下了真实可见的影响，它既是文明发生的现场，也是主客体间的主体间性场域。

当响起The Beatles令人心醉的Blackbird里动人的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arise.时，我们可以相信，本笃十六世接受了披萨、足球、与方济各，方济各也理解了重担、困惑、不解与本笃十六世，观者相信共识会变的更好，那么一切就会变得更好，正如相信来自第三世界，一直坚守如一的方济各会发挥自己坚持沟通、开放，坚持世界会变得更好的理念的理念，如本笃十六世相信前者会成为意味更好的，可以带领信徒和教会更进步的教宗一样，两位教宗从不解到理解，走到了那光明的第三条路。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相信，沟通，努力，观念真实世界的中道，那就会成为真实现实。

在《教宗的继承》在整体大框架故事都闭合之后，仍然插入了一段精彩的“彩蛋”，方济各（ 乔纳森·普雷斯 饰）与本笃十六世（ 安东尼·霍普金斯 饰）一起观看了巴西世界杯的决赛，介于已经知道结果的我们来说，在赛场上凶悍、果敢，实力过硬，同时不乏一些小动作但最终依旧作为对手相存相依的德国和阿根廷，也正是方济各与本笃十六世的代表，现实的结果是，德国赢下阿根廷，成为第20届世界杯的冠军，与两位的境况正相反形成倒映，和平时代与“现代战争”，两位教宗一次传承兼顾的共识，这个现实语境和文本语境参照形成了另一个简单又有趣的视角，对与另一个令人会心一笑的“魔幻”“现实”趣味结尾来说，举重若轻的视角转换就赋予了世界另一种可能性，如长镜与蒙太奇，如冲突与沟通，如异见与共识。

起初产生兴趣是看到陈佐人在fb推荐该片为 少有的神学电影，看完发现其实不是。全片真正涉及到神学讨论的在我看来只有几处，印象最深的一处是他两开头在园子关于Divine Immutability的讨论：

Ratzinger: “God does not change.”

Bergoglio: “Yes, he does. He moves toward us.”

Ratzinger: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Where should we find him if he is always moving?”

Bergoglio: “On the journey?”

Ratzinger: “Oh. . . This is your ego talking. You think you know better.”

比较准确的反映了本笃十六与方济各背后的上世纪耶稣会大神学家Karl Rahner的神学争论，详情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介绍//reformedforum.org/the-two-popes-rahner-and-divine-immutability/

其他的涉及婚姻同性等问题，被方济各简单的用没有全球变暖等议题重要的理由含混过关了。

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问题，调整对电影的预期再看。两位主演的演技都很好。内容上很多地方的推进主要靠两位主演在固定场景的对话，可以看出主创们用了很多技巧避免画面的单一无聊，不少镜头语言包含了主创人员的小心思，没有一定的神学背景未必能看明白。事实上，配合两位演员的精湛演技，全片看下来并没有什么地方会让人觉得无聊。

让我觉得问题比较大的是创作者对两位教宗的形象刻画：保守派的本笃十六就是独断暴躁与人保持距离不受群众欢迎的；进步派的方济各就是喜好探戈和Beatles，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突出一个接地气，并深受本笃十六羡慕的形象。前者是进步派眼中的保守派形象，后者则是进步派眼中的自己的形象。不说这个刻画离真实人物有多不符合吧，这不管怎么看也过于讨好进步派观众的口味了。而且这种方式不知怎么，总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红色电影。

据看过编剧Anthony McCarten小说《The Pope》的人说，小说本身也是突出一个赞美方济各的伟大人格魅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可以理解了，这部电影本质更像是一部方济各的粉丝向电影。

另一个让我不解的一个地方是，虽然影片名字叫The Two Popes,但绝大部分时间里故事发生在本笃十六卸任前，因此 只存在有一个Pope 本笃十六，方济各还只是主教贝尔格利奥。教宗又不是上一任指定的，选举也不一定就能确保是方济各能当上。所以我想象中这部电影应该要交代的应该是本笃十六如何转变心意下决心卸任教宗，这包跨他自己过去的问题和方济各对他的影响。事实上这里明确交代影响本笃十六的事只有两个小事（神迹），一个是他担心卸任后方济各的影响的时候，方济各率先主动提出辞职；另一个是在他 邀请方济各来罗马以前方济各已经定好了去罗马的机票。

除此以外的大段通过方济各的confession所交代的方济各从青年到现在种种人生经历人生转变的细致描写，很难看出这些和本笃十六有什么明确的关系。相比之下关于本笃十六过去的描写堪称匮乏，confession也只有聊聊几句，就是交代了他之前没处理好priest娈童问题，以及（之前简单带到的一句）沉醉学术研究。可能是编剧也觉得理由不够充分，最后让他来一句：『我就是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了』。这未免过于简单粗暴了些。当然以上所有问题在认识到这是一部粉丝向电影就容易理解多了，导演就是想要烘托方济各的光辉形象，那么就得这么拍。

只不过按照Anthony McCarten声称的希望在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寻找中间立场的说法，我怀疑这部电影能否满足那样的期待。原因如我前面所说，这里面的角色形象还有内容都过于讨好进步派了，没有跳出进步派一直以来的刻板印象范畴。也许这能博得一些进步派的好感，但对于保守派群体能起到的规劝安抚效果恐怕很有限。

我不是基督教徒，到目前为止也无意成为基督教徒，然而这部电影却让我能感同身受到基督教徒笃信的心情，是对梵蒂冈最好的宣传。

人无完人，教皇也会犯错，可是他们是神在人世间的代言人，极尽荣耀、受人崇拜，只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鲜血和荆棘。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有挣扎，有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带来的挣扎，有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圣人的绝望；然而，也有往圣人无限靠近的决心，有把一生奉献给神圣事业、牺牲个人爱情与享乐的勇气，和完成使命时的满足。

这部电影让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从不关注的天主教知识，虽然十几年前就去过圣彼得广场，看过西斯廷的天顶画，可是从来没有想过，真正的教皇住在那里是什么感觉。看了电影才知道教皇是怎么选出来的；教皇竟然传承了那么多代；在中世纪时真的是选不出新教皇就不让枢机们出门；选不出就放黑烟，选出来就放白烟，选举的方式也是诡异而泥古不化，既不淘汰候选人也不推选，就这么一轮一轮选着；两千多年的天主教只能靠这些看似神秘庄严得无法动摇的规则来保持它超越世俗生活的神性了。

电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宗教需要改变以配合时代的变化，还是应该不变而成为只有笃信之人才能穿越的荆棘之路？宗教应维护其传统性，还是应该妥协于时代？在我看来，这本质上是一个生存的平衡问题。不变与变，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变是为了适合更多人；不变是为了少数人更加适合它。一个是广度，一个是深度。当深度走不下去的时候，传统派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就宣布辞职，传位于代表广度的 Francis，也就是电影中的两位男主角，分别由沉默的羔羊杀人狂和权游里的大麻雀两位老戏骨扮演。看他们演戏确实是一种享受，瞬间把我拉回那个老欧洲里。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电影解答了我很多以前觉得神秘或宗教化的专用人名。比如方济各——多古老、多圣经的名字啊！其实呢？Francis而已。若望保禄—— John Paul；本笃——Benedict。是不是觉得他们一下子坠入了红尘人世？

一点感想： 1.枢机主教的红衣怪可爱的。 2.以为是纯英语片，没想到有不少意大利语。有点亲切，虽然是为听歌开始学这门语言的，虽然只听懂一个tu。 3.或许派系斗争里的每个人都是格外孤独的？ 4.身居高位或许意味着将被所有人猜忌。教宗产生疑惑的时候，谁能帮助他呢？ 5.本笃十六世或许是个情绪格外内敛的人？ 6.禁欲之于天主教，就像不食荤之于佛教，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也不是一直如此？ 7.在宗教信仰中，“权威”这个词应该怎么理解？ 8.闭上眼睛就看不见，陌生的语言也听不懂。可根本没用。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会发生什么。 9.对忏悔与宽恕的新看法：不是为了遗忘，是接受自己的局限性，然后去弥补（不想用“赎罪”这个说法）。 10.从没怀疑过不是真正的坚信。 11.“如果必须流泪，就让它成为欢乐的泪水吧。” 非常可爱的几个片段： 1.餐前祈祷与几次伸向比萨的那只手w 2.直升机上，本笃十六世摘下耳机：你说什么我听不到w 3.告别前的探戈。本笃十六世边虚虚挥舞着拐杖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快走，快让他走，别再让他来了”。旁观者压抑不住的笑意。 4.本笃十六世走入人群中，那些模糊不清的照片中人们清晰的笑容。 5.我与你有分歧，但我仍愿为你祈祷。

教宗的承继，更喜欢它的英文片名The Two Popes。一个纪录片式的电影，讲述13年Pope Benedict XVI退位，Pope Francis被选举成为新教皇的故事，但它更细微地聚焦在这两个人物本身与其中的连接，大量对话，探讨，质问，陈述，互相碰撞，获得宽宥。奇怪的是，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我不知道那年三月的夜晚全世界聚焦在梵蒂冈广场上，不知道一位新教宗要获得至少77张选票，不知道白烟黑烟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含义。我的无知让我对这部电影充满敬意与喜欢。在影院看完第一遍后回家又去Netflix上重看，从头到尾，没有间断。

它讲宗教，但它不枯燥，它甚至很有趣。两个立场完全对立的人物“打架”，以神学思辨的形式，互不相让。他俩在夏宫的对话充满火药，主教批判自恋的教会在新时代依然固步自封超然于外，教皇本笃无奈地回应与时代精神结合的教会会遭世人遗弃，一个保守一个激进，是改变还是妥协，是上帝朝我们走来还是他一直在那里。他们对如何处置教会里的丑闻争执，忏悔只能净化罪人的灵魂但无法帮助受害者，build bridges not walls。

而作为“教皇”本身这个角色，电影也给了更多人性的展示。红尘，音乐，探戈，足球，披萨和芬达，与上帝的联系，甚至到最后教皇本笃接近歇斯底里地说“我不能再扮演这个角色了”“I dont hear his voice. Silence. For my entire life I’ve been alone but never lonely, until now.”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台词，一个信徒的无助，而作为教皇，要去承认他失去了某种连接这更显得无助。

我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被电影打动，可能是它无声无息中传达的慈爱，痛苦挣扎后获得的解脱，抑或是人们对于信仰的真诚。它让我在黑暗里落泪，受到感动。

但依然，这是部电影，其中多少真实多少艺术，无法判断。它穿插着当时的图片、新闻报道与视频，它有着很精彩的配乐与剧情节奏把握，选了两位能把教宗诠释的淋漓尽致的演员Anthony Hopkins and Jonathan Pryce, 作为观众，依然能在大屏幕上看到这些老爷爷们飙戏就是一件幸福的事。Worth a watch!

Again, bravo to Netflix for making this film.

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的教皇本笃圣袍纯净，但是有些迷惘困惑。就像他热情的要主教贝尔格里奥喝红酒，从内屋传来教皇的钢琴声，混响暗寐是折射出的房间效果，斟酒的主教听闻得清清楚楚。两个矛盾对立的老人在晚上一起谈论音乐、初发心、不论正事的时候并非闲笔，恰恰正是互相敞开胸怀的表现。也许刚开始都会迷茫犹豫，需要一些启示和谕旨，而因缘际会让我们走上同一条路，杀人剑活人刀，保守还是改革，其实都是同一条路，不同的是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看待生活的眼光。既然能够放下芥蒂，那也能放下执着。两位演员自然处理比任何技巧卖弄和故弄玄虚更有效果。当然，偶然出现的闪回不是最突出的电影性。主教年轻时跟心爱的姑娘告别，那束换回来的画的无声处理才是真正的艺术。从此后你对她的爱要换一种方式，那位启发主教的执事的开示非常透彻，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本心。

全片的声音非常棒。创意上乘，清晰度感人。比如世界杯电视效果和现实两位老人的交谈，教皇一边弹钢琴一边和外屋主教交流的直达声和反射声之间的比例转换；直升机上两位老人通过耳麦交流前后对比效果；园丁送牛至给主教时候的间接音效，教皇向主教忏悔时候的先清晰再黯淡而后恢复清晰的声音波浪变化；众生祈祷交织起的群杂效果；结尾出字幕时候的一场雷雨，从开始的打雷下雨到后来的雨住天晴，甚至听到布谷鸟的鸣叫。非常有想象力的声音设计，有很深造诣的声音长镜头。

撰文：夏婷婷

责编：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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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恐怖主义：阿根廷军政府的“肮脏战争”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军队用武力从伊莎贝尔·庇隆的手中夺取了政权，三军首领宣布成立联合军政府，开启了七年的“国家重组进程”：取消民主政治制度、推行经济自由化、恢复社会的秩序。关于如何恢复社会秩序，魏地拉将军发表申明：“阿根廷必须死掉足够多的人，才能重新恢复和平。我们先杀掉反叛者，然后是其协助者，之后是同情叛乱的人，最后，我们杀掉那些犹犹豫豫的人。”军队对社会抗议者开展了秘密和非人道的镇压和杀害，他们的迫害手段多样而残忍，如强制失踪、秘密关押和实施酷刑、活埋、从飞机上抛至河里、篡改婴儿身份等等，这段历史被称为“肮脏战争”。

伊莎贝拉·庇隆

1984年，全国失踪人口调查委员会出版《绝不重演》这一调查报告，将军政府的罪行公布于众，受害者总人数估计高达三万人，军政府因此成为阿根廷社会和国际社会控诉和唾弃的对象。直至军政府倒台16年之后的今天，受害者家属组成的抗议组织“五月广场母亲和祖母们”还在年复一年地抗议和等待，希望能找回自己的家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军政府的暴行不是脱离阿根廷的社会实际而突然爆发的，更多的历史细节耐人寻味，值得深入的反思。

1“肮脏战争”的预演和“灵感来源”

要理解军政府上台之前的局面，需要将目光转向1955年。这一年，阿根廷庇隆政府被推翻，庇隆本人流亡在外。从此，军政府与有限民主政府交替执政。之所以称这一时期的政府是“有限民主政府”，是因为在选举中，人们禁止了庇隆主义政党的参与，偶尔部分省份即使放开庇隆派政党的选举权限，庇隆派政党获胜之时，政府总是对选举结果直接予以否决。除此之外，各界政府开展了疯狂的“去庇隆化”的行动，但支持庇隆的民众人数依然众多，整个社会陷入了庇隆派与反庇隆派的撕裂之中。在政治动荡的同时，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也举步维艰。“发展主义”经济政策取代了进口工业替代政策。政府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工业，削减工人的权益。在如此形势之下，罢工、抗议活动、城市暴动等等层出不穷，60年代末，各路游击队也开始活跃。对这些反抗活动的镇压成为了“肮脏战争”的预演，例如民选弗朗迪西政府（1958-1962年）就采取了“国家内乱治理计划”（PlanConintes），实施了失踪、酷刑、非法杀戮等手段。

在庇隆派民众的努力下，庇隆派于1973年起开始执政，实行劳资协商的“社会协定”。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欧盟停止进口阿根廷牛肉，导致经济下行，出现了财政高度赤字和超级通胀。庇隆逝世后，伊莎贝尔政府于1975年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无力扭转经济局面，最初的“社会协定”随着工人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不复存在，爆发了庇隆主义政府治下的第一次全国总罢工。同时，庇隆派极右翼暗杀队自1973年起就没有停止对庇隆派左翼的杀戮，游击队活动也依然活跃，伊莎贝尔启动军队镇压游击队和激进抗议人员，整个国家充斥着暴力，陷入了无法治理的混乱境地。

军队一方面积极镇压游击队，另一方面则坚持不介入民选政府。直到场面无法收拾，民众和各个利益集团纷纷呼吁军政府上台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之时，军队才缓缓介入。军方迟迟不予介入的主要目的，就是赚足自己上台执政的合法性，即在民众的千呼万唤中上台，标榜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稳定、重建天主教价值观。为了保持良好的形象，这次的军政府比之前历届军政府更为小心，吸取了智利皮诺切特的教训，不采取街头大搜捕，或者是杀害几个反叛头目示众等手段，因为这只会招来公民社会的唾弃和更为激烈的反抗。他们转而采取许多隐蔽手段，例如“强制失踪”，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人绑架，给左派和普通民众造成恐慌，规训民众绝对服从政府。这一镇压手段非常“有效”，所有的游击队都被镇压和消灭，许多的激进工人和记者也无故“失踪”了。

军队这种对抗议人员展开镇压和“战争”的意识形态不仅根植于阿根廷历史中的实践，而且受到了法国和美国的影响。早在50年代，法国将自己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反暴动经验传授给了阿根廷军官。美国则于六七十年代在巴拿马运河区域的美洲军事学校，给拉美军官教授反共思想和镇压叛乱的手段，如魏地拉和加尔铁里两位阿根廷军政府的总统都曾接受美国培训。美国给他们灌输了“国家安全学说”，将威胁国家安全的敌人锁定在国内，扩大恐怖分子的定义范围，必须采取军事手段才可以将这些“病毒”切除，让国家这个有机体恢复正常运转。法国和美国教授的思想和手段都在阿根廷的“肮脏战争”中得以实践。 因此，“肮脏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是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暴力的顶点，军政府采取的残暴手段也是军队和政府在不断升级的社会冲突和镇压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自1975年起，军队就开动了暴力机器歼灭游击队。军队高官接受审判时，曾提及他们当时只是按照伊莎贝尔民选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要求行事。但在民主回归后，为了不给庇隆主义政党抹黑，这一点被公民社会刻意忽视。

2 系统性的“国家恐怖主义”镇压

尽管“肮脏战争”一词是用来指责军政府的，实际上，反而对军队有利。他们认为，既然是一场“战争”，怎么能按照正常司法程序进行审判，况且在战争中做出非常规的消灭手段不是正常的么？因而，阿根廷社会逐渐不再采取“肮脏战争”的说法，以免给军队更多有利的论据。更多的学者采取“国家恐怖主义”的说法，从此字面可以看出，这种定义强调国家的设计和计划实施的系统性。当军队在庭审辩护时，往往强调这些行为是分散的和自主的，与军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究竟如何？ 根据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军政府执政时期，全国共建有340个刑讯中心。这些刑讯中心配备情报室、酷刑室、卫生所和关押犯人的隔间。在押犯人蒙着眼睛，不能动弹，不能说话，无法行动，一天供应两顿很差的伙食，有时甚至连续几天不提供食物。管理者给每个犯人重新命名，以号码替代其真实姓名。辅助管理的工作人员分为四组：逮捕组、情报组、警卫组、收尸组。捕头们负责秘密逮捕嫌疑人，情报人员负责实施酷刑获取情报，警卫负责看守犯人，处理尸体的人负责射杀、转移、活埋、从飞机上扔下去等。

秘密刑讯中心的分布图（作者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忆博物馆，下同）

对政治犯的迫害遵循如下步骤。首先，军方深夜拉掉街区的电闸，突袭嫌疑人住宅，将其抓捕，不告知家人其下落。如果嫌疑人没出现在家里，则抓捕其家人，家人如果不配合，同样会永远“消失”。军队在闯入受害者家中时，顺带会没收其财产。1995年，西班牙法官调查出阿根廷军政府在瑞士的许多账户，这些都是受害人的财产。

随后，被绑架的受害者被转移到刑讯中心。军方认为，游击队员行动迅速，为了尽快获得情报，必须采用酷刑。执行酷刑者在殴打时可能使用任何工具：用香烟烫，将尖锐的东西插到手指甲和脚指甲内，或者将他们的头浸到水里实施水刑。刑讯人员还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折磨，如模仿行刑、观看行刑、让其扮狗等，或对其配偶和孩子施害，女性受害者经常被性侵。另一种较为残酷的刑罚是电击，犯人躺在一张金属网上，通电穿过全身，或用电棍对身体敏感部位电击。如果女性受害人在秘密刑讯中心分娩，孩子一出生立即被抱走，送给军人家庭收养。

刑讯中心也雇佣神职人员对进行刑讯的军士进行心理安慰，劝说他们是为了国家在战斗。参与刑讯的士兵则采取“非人化”和“物化”的处理方式，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如让犯人扮狗，吓唬他们到发抖，饿犯人到一定程度，让他们扑去吞食等等，同时在语言上使用隐喻，如坐“潜水艇”（即水刑），转移（杀害），让他们上天（从飞机上扔下去）。

榨取了情报之后，受害者被关押在狭窄的隔间之中，等待被转移出去，转移就意味着面临死亡。军方一开始采取了射杀和就地掩埋的办法，但是市政工程施工队时而会发现尸体，引发社会舆论的恐慌。军队也采取过活埋的办法，将犯人随意埋在墓地或荒地，不标注死者身份信息。最后，军队更多地采取从飞机上抛人的做法，在转移出去的受害者身体上捆上较重的石头，让其沉入海底或河底，毁尸灭迹。这种做法在军中称为“死亡航行”。

海军机械学校刑讯中心的关押室

为了掩盖这些罪行，军政府还对坚持报道失踪案件的报纸和记者实施死亡威胁。《媒体报》（La Prensa）坚持继续报道失踪者的事件，公布了2700个失踪者的名单，发布了家人寻找失踪者的消息。最终，该报纸遭政府干预，其订购量急剧下降，部分员工收到死亡威胁和起诉。军政府还控制报纸印刷的纸张，只有政府批准的媒体机构才可以使用纸张，以此方式强力控制媒体。

在这些手段中，最为外界熟知的手段就是强制失踪。当在1979年美洲人权委访问调查阿根廷人权问题时，魏地拉被问及失踪人员的去向，他的回答是“一个失踪的人，是不知去向的人……他的行踪和身份未知，他失踪了，没有单位，不在了……也不知道生死，他就是消失了。”在军政府下台前发布的《最后文件》中，军方极力为自己辩护：失踪在战争中很常见。当正规军队之间作战时，两方是穿着军装的，很容易辨识，但在国内反恐战争中，反叛的人员没有穿着军装，并且携带虚假的身份，很难知道其真实身份。另外，这些反叛分子本身就是在地下活动，行踪不定，他们失踪了，怎么能向政府询问他们的下落呢？

军政府高官为了洗脱系统性暴行的罪名，在庭审时解释道，军队将国家分为4个（后来改为5个）军事管辖区，叫做安全区（Zona deSeguridad），在每个安全区内，军队有自行决定生杀的权力。每个区的负责人只向其上级汇报，这种军队内部分权和自治形式，导致官阶较低的军官也可能有很大权力。军队坚持认为，这种松散的分权的管理的办法导致了地方军官的暴行最终失控。民选政府并不认可这一说法，认为从军政府的镇压手段之统一，刑讯中心的数量与分布状况中，可推断军政府是有系统性地实施这一计划的。

安全区的划分

3 民事部门的责任

针对军政府的暴行，阿根廷没有止步于成立真相委员会，而是更进一步，成为拉美第一个对前军政府高官进行审判的国家。阿方辛民选政府的本意是通过审判推进民主进程，但因劳尔·阿方辛（RaúlAlfonsín）尊重司法独立，最初带有政治意图的审判逐渐倒向了纯刑事范畴，法院将审判人员的范围从高级军官扩展到中下层军人，招致军队和保守势力的激励反抗，要求缩小审判范围和设定终止审判的期限，甚至发动了暴乱，民主进程一度陷入了困境。

最近几年，随着新证据的出现，对于传统的军政府须对这种反人类暴行负责的说法，学界和社会中出现了新的声音，认为不仅是军政府中的军官和士兵犯下了如此的罪行，政府的民事部门、企业、教会上层、媒体、司法部门、官方工会上层、甚至普通老百姓等社会各个部门也有脱不开的干系，他们即使没有直接成为刽子手，也为军队罪行的实施提供了协助和便利。

很多人认为，军队是在普通百姓的呼声中上台的，当军队派出秘密捕头抓捕受害者之时，街坊邻居都能发现这一情况，但百姓常常认为，这些被捕的人肯定是做了什么违规的事，才会被抓起来的，政府不会抓错人。更为过分的是直接参与者的沉默。卡尔韦洛（PilarCalveiro）在其著作《权力与失踪：阿根廷的集中营》一书中，提及许多群众都知晓军政府抓捕和刑讯的事实，如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居民，能听到看到一些情况，许多医生、法官、教士都直接参与过，这些人却选择了沉默，这是一种选择性忽视，是在恐惧下做出的行为。

目前，阿根廷学界正在推进军政府内部的民事部门高官参与军队暴行的调查，例如，奔驰、福特等大型跨国企业的管理层与军政府合谋，给军政府提供额外的资助，以换取军政府对维权工人的镇压。教会高层也对军政府的罪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会不仅为军政府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论证，出席政府的许多重要活动，支持政府的许多政策；还派出许多随军教士，在集中营为士兵提供心理服务，将失踪者家属的求助信息传递给军方等等。尽管如此，真正被起诉的民事人员还是凤毛菱角。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通过法律，规定将“军事独裁政府”这个说法改为“军民合谋独裁政府”（DictaduraCivico Militar），作为一种警示，这可以说是阿根廷民众对“肮脏战争”的深度反思。 “肮脏战争”虽然早已过去，但各方对它的解释却更加深入和立体，它的根源早于1976年，有系统性的设计，还有民事部门的合谋。因而，我们不能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脱离历史的例外事件，正相反，这是人类历史中不断重复的片段。这些残暴的理念和做法并没有完全消逝，它们扎根在对抗性政治文化之中，如有合适的土壤，依然会生根发芽。对军政府的全面审判不易也不现实，大规模和深度的审判也不利于民主进程，唯有不断的调查和反思，才可能避免这段悲惨历史重蹈覆辙。

昔日的集中营，今日的记忆博物馆